綠色民主提問

文/吳東流 楊大德

經驗研究上:
1.“審議民主”與“民主”的區別為何? 如果以美濃反水庫運動作為一種理想的草根民主實踐，這個運動的形成過程，卻是透過返鄉知識份子的動員與組織所匯聚的，論述的主軸也是由知識份子所形成，請問這種需要知識份子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民主實踐，算是一種理想的審議民主嗎？或者在社會運動裡，真正的審議民主是不可能的，因為始終需要堅強的核心領導與外在勢力（例如：國家）對抗？這是否為審議民主在實踐上的侷限呢?

2.作者將台灣環境運動中區分成“北方荒野”與“南方生計”二條路線，並說明台灣環境運動中二者兼而有之，除了美濃反水庫、綠色投資之外，有沒有其他議題是嘗試將二者作結合的? 另外，作者似乎偏好”南方生計”型的路線，因為這種類型較有可能以草根民主的方式實踐。可是弔詭的是，這種南方生計型的環保運動，知識份子的組織動員角色始終扮演關鍵性的作用，就此來看，北方與南方兩種環運類型是否如他表面上所呈現的，真的在組織、動員與運動策略上具有那麼大的差異？

3.作者在第九章討論公投的部分，提出了”假公投”的說法，認為由地方政府與開發商所為了開發案動員進行的公投，因為是一種由上而下、由外而內所形成的公共意見，因此並非真的公投。這個說法是個有趣的區辨，可是這與環保團體到地方透過宣傳與說明會的方式，教育、組織群眾，進而發起公投，達成反對開發的公投結果，有何不同？尤其是北部幾個地方政府所動員、舉辦的反核公投，獲得了反核的結論，這是真公投還假公投？如果這也是真公投的話，作者似乎是以推動公投的動機是否為促進開發或者維護環境，作為真正的判別標準。

理論上:
1.從解嚴後，或者民進黨執政後來看，“國家”真的在整體上都被弱化了嗎? 可是這樣的命題要如何解釋國家在促進資本累積的功能上被加強，而在“公共性”上被削弱的這種現象?

2.如何在進行“陣地戰(the war of position)”的同時避免各個社會運動議題被零碎化、專門化？接著這個問題，我們想問的是，在台灣舊“政權(regime)”底下的一些指標性象徵物(ROC憲法、中正紀念堂轉型…等外來體制正當性的問題)都還存在之際，過早地宣稱“運動戰(the war of maneuver,一般指的是取代舊政權，形成新的國家內涵)”的過時是否恰當? 也就是說，作者是否認為這兩種戰術運用的選擇，在台灣環運或更廣義的社會運動脈絡下，具有時序性的配置關係？ 這似乎跟葛蘭西認為陣地戰與運動戰同樣重要並且應該交互運用，有些不同的想法，不知這是否是作者觀察台灣環境民主實踐歷程的所做的判斷？可否請作者就未來環運的可能發展前景與策略想像，給予進一步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