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作為一個集體學習的過程：評綠色民主

文/陳泰尹

在本文開始之前，我必須先讓所有可能的讀者知道，面對這樣一位有理想且肯努力的學者，作為一個研究生，我是帶著期待中隱含著一些景仰的心情來拜讀他的作品，並試圖分享我個人的意見。

具體而言，我認為作者在本書中試圖回答三個主要的大哉問：首先，台灣的環境運動如何且為何興起？其次，歷經了二十年來的風起雲湧，台灣的環境運動所發展出來的特殊性為何？該特殊性為台灣環境運動發展所帶來的機會與限制為何？未來的出路可能在哪裡？第三，綠色、民主與社會正義的關係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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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了Hirschman及Tarrow的看法，作者區分了改革與革命間就意義及實踐難度上的差異，並提出改革的成功需要一組特殊的情境組合：分別是持續的社會動員、成熟的改革時機以及適當的政治策略。因此，一個成功的改革故事往往具有下列的腳本：在持續的社會動員之下，執政者精準的掌握重要的機會，採取適當的政治策略，以能達成改革的目標。（何明修，2006）從以上的分析視角來看台灣的環境運動，許多的環境運動之所以失敗（就運動目標而言）也確實都是未能掌握到上述精要。只可惜，在作者試圖為我們解決問題的同時，似乎反而延燒了更多的問題。

首先，就持續的社會動員這一部分而言，作者認為台灣環境運動的起源有三群主要的行動者，分別是專家學者、草根民眾以及黨外人士。

專家學者：於1970年代即開始注意環保議題，不過，由於此時專家學者往往官方色彩太濃厚，再加上遠離群眾，對早期環保運動過程的參與並不深，因此，作者認為其影響力有限，直到需要具備高度專業性的貢寮反核四議題於1986年逐漸發酵後，專家學者們的角色才開始重要，並逐漸成為媒介民眾與環保知識的主要橋樑。
黨外人士：多強調環境議題背後的政治矛盾而未強調其社會源起，因而影響力有限。
草根民眾：主要是基於第一線的受害經驗而加入環境運動，因而是整個環境運動創始的先聲及主力。

在後勁及鹿港的例子中，作者試圖告訴我們台灣環境運動的特殊在地性格與政治性格，及其對台灣後續環境運動發展所帶來的機會與限制。緊接著，利用對貢寮及美濃兩地環境運動的比較，作者試圖提出欲突破台灣既有的環境運動限制，可能的方法在於利用更紮實的社區經營以積蓄更具自主性、更豐富的社運人才及社會資源。就此面向上，我完全贊同作者的說法，不過，我認為作者仍未將其說法清楚釐清，因此，我試圖提出以下追問：首先，何謂更紮實的社區經營？在此，所謂的『紮實』是否代表著社區經營由政治面向向生活面向的轉向呢？如果是，生活面向上究竟包含哪些層次？如果不是，所謂的『紮實』究竟代表著什麼意思？除此之外，在地性格作為運動者進行社區經營的機會點，要如何避免同時封閉了跨地域支持資源建立的可能？關鍵點究竟在哪裡？最後，如果以上的說法是成立的，那政府的角色是什麼？社會與政府的關係又是什麼？

其次，就執政者對政治機會的掌握及政治策略的使用這一部分而言，作者認為民進黨政府的政治佈局及策略失當是廢核失敗的主因。對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廢核失敗作為一個現象，是眾所周知的，但他與民進黨的政策佈局及策略失當有多少關係，我們則不得而知。

且讓我們由另外一個角度回顧這個歷史性的問題：作為民主化國家中首次執政且在國會中佔相對少數的政黨，面對著浮動的民心，除了採取保守、延長戰線的手法試圖以時間逐漸換取政策推動的空間外，民進黨有其他可能的選項嗎？換個角度來問，長期作為在野政黨的民進黨，在初執政的當下對其自身政治權力施行的熟稔度有多少？人民對民進黨的信任度又有多少？倘若執政之初便在核四如此重要的議題上與過去統治數十年之久的國民黨政權擁核的主流聲浪針鋒相對，在野黨及民眾所可能接受的程度又有多高？政策可能被實施嗎？政權能夠繼續維持嗎？

民進黨高層所真正重視的究竟是政策還是政權我們無從得知，就反核的議題來說，我們也沒必要知道，唯其可以肯定的地方在於，廢核政策的落實與否與民進黨是否能夠繼續執政有絕對的相關性。只要民進黨能夠多執政一天，反核團體就有多一天的時間與機會啟發民眾的環保意識並集結之。反之，只要民進黨下台，因民進黨上台而突然敞開的政治機會也可能因此而大減。如此一來，我們依然可以輕易的預見廢核的失敗。

就此而言，民進黨執政之初對政治機會的掌握及政治策略的使用對廢核運動的失敗是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呢？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簡單，就如同環境運動的起源一般，專家與黨外人物（現多為執政黨政治人物）的出現不過就是推動整個運動發展的配角罷了，真正牽引著運動成功與否的關鍵點，依然是草根群眾。

從一九八零年代的後半葉到二十一世紀初，在歷經了十餘年的發展之後，環境運動已啟發出若干有自主性、有判斷力並具備民主與環保素養的個人及群體。這些個人及群體的出現，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是新時代的社會身體，銘刻著過去那一段追求自主性、判斷力、民主以及環保素養的集體學習記憶。只可惜，這一群人的出現終究是少數，因而無力改變當初對於核四興建與否的政策決定。不過，廢核失敗的結果雖然讓人惋惜，卻也引發了運動者一個全新的契機。

關於環境運動、民主與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作者在文本中曾經多次提及。 事實上，民主是一種集體學習的過程，環境運動則是眾多集體學習的可能教室之一，至於其終極目標，則在於實踐社會正義。簡言之，面對著當今社會資源分配的高度不均，我們所能夠做的，也就是創造出集體學習的機會，透過集體學習的過程培養草根群眾自主性與判斷力，讓他們有能力捍衛或爭取自己的權益。至於環境運動，不過就是眾多機會之一罷了。

也就是在如上的前提中，作者點出了面對當前國家能力的減弱，以及環境運動的亞政治化，社會運動的戰略也應該有所改變，由過去的運動戰走向陣地戰，透過開發多元而分歧的市民社會能量，並開發更多的戰場，以提升環境民主化的實踐可能。在這一點，我也完全贊同作者的說法，但同樣的，我依然認為作者仍未將其說法清楚釐清。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在於，作為連接環境運動、民主及社會正義三者間的橋樑，作者未能回答我們『民主的集體學習』究竟如何且為何發生？除此之外，在集體學習的過程中，人們的自主性、判斷力、民主及環保素養又是如何浮現？除非我們能夠回答這一個提問，否則，我們對該命題的解讀不過是依然停留在表面。

結語

我認為作者最成功的地方在於他點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環境運動、民主與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不論作者所給予的解釋令人滿意與否，我相信該議題勢必將引起更多的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