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乎公共領域？台灣青年公民系列講座

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不斷反覆問自己一個問題，為甚麼大家不再關心公共事務？同樣的，這些年來我們也一直不斷抱怨，為甚麼我們總是在統獨和族群的議題上彼此撕裂，無法開展健全的公共領域？

很多人說民主制度化之後的台灣不需要社會運動，那只會製造社會的混亂與不安，但也有很多人認為改革運動被政治收編後的台灣社會顯得死氣沉沉，無法提供台灣社會更為多元進步的力量。

台灣青年在追尋希望的路上沒有缺席。青年的參與提供了可能的契機，醞釀更為多元豐沛的進步能量，並且走出當前的虛假二元對立。然而，年輕的心靈難免徬徨，年輕的歷練稍嫌稚嫩，在社會參與的旅途上我們呀呀學語，我們羨慕學運世代而怨嘆生不逢時。

青年是促進社會改變的寶貴資源，但同時也是最浮動，最不知所措的生力軍。我們普遍感覺到這個社會必須改變，卻不知該從何下手；我們不信任政治但也知道改革脫離不了政治；我們徘徊在體制外或體制內改革的差路口，但不知道該選擇什麼。心中總有一個聲音鼓動著「去吧！去做些什麼事來改變現況吧！」但另外也有聲音警惕著「算了吧！搞這些能幹麼呢？還是想想父母、想想自己比較實際吧！」而我們也就在這一推一拉的聲響中慢步行走。我們是如此矛盾的世代，總是在內心不斷糾結與拉扯的情況下繼續往前行。

然而，我們從不絕望，所以我們聚首，所以我們讀書，所以我們一起思索著可能的行動。過去一年多來台灣青年公民論壇（TYCF）藉由閱讀民主理論與台灣民主深化的作品，試著瞭解台灣的民主現況和困境，追尋可能的出路。

2008年，我們將繼續這個集體學習和對話的旅程。本年度的系列講座，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試圖討論台灣校園文化與青年行動的變遷；第二部分期盼透過當前台灣主要社會與政治改革行動的經驗，醞釀青年投身改革更為豐沛的視野與連結；第三部分回到青年實踐本身，透過集體分享與對話，釐清困境並期盼形成可能的集體行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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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一) 3/26 台灣校園文化與青年行動的變遷與當代困境 范雲（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以台灣青年公共參與的退化為主軸，期待從自身經驗為出發點，說出自己的想法與疑問，共同討論當代台灣青年行動的困境，公共參與退化的原因，並試著思考自己能做些什麼。

【參考閱讀】-《再會吧！公共人》，群學。

(二) 4/25 第三社會的想像 周奕成（第三社會黨發起人）
【參考閱讀】-《第三社會的想像》，天下文化。

(三) 5/9 綠色環境與公平正義的社會實踐 潘翰聲（台灣綠黨秘書長）
【參考閱讀】
-《為了我們的孩子而寫的求生手冊》，天下文化。
-《綠色全球宣言—讓經濟回到升斗小民手上》，立緒。

(四) 5/23 千里步道的公民社會想像 周聖心（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
【參考閱讀】-《走路：給我一條千里步道》，左岸。

邀請當前台灣主要社會與政治改革工作者前來參與討論。期盼透過經驗分享，提供台灣青年更多元的社會改革想像，以及醞釀豐沛的社會實踐連結。

(五) 6/27 給青年行動者的信 張鐵志（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邀請青年前輩共同參與討論，從自身經驗為出發點，透過集體分享與對話，釐清個人的與社會的改革困境，並期盼形成可能的集體行動方向。
【參考閱讀】- 《給青年行動者的信》，聯經。



主辦單位：台灣青年公民論壇協會
活動時間：2008年3月-6月
活動地點：台北市青年交流中心YouthHub

聯絡人：
張譽馨 Venus.c1229@gmail.com
劉介修 liu.chiehhsiu@gmail.com

民主作為一個集體學習的過程：評綠色民主

文/陳泰尹

在本文開始之前，我必須先讓所有可能的讀者知道，面對這樣一位有理想且肯努力的學者，作為一個研究生，我是帶著期待中隱含著一些景仰的心情來拜讀他的作品，並試圖分享我個人的意見。

具體而言，我認為作者在本書中試圖回答三個主要的大哉問：首先，台灣的環境運動如何且為何興起？其次，歷經了二十年來的風起雲湧，台灣的環境運動所發展出來的特殊性為何？該特殊性為台灣環境運動發展所帶來的機會與限制為何？未來的出路可能在哪裡？第三，綠色、民主與社會正義的關係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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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了Hirschman及Tarrow的看法，作者區分了改革與革命間就意義及實踐難度上的差異，並提出改革的成功需要一組特殊的情境組合：分別是持續的社會動員、成熟的改革時機以及適當的政治策略。因此，一個成功的改革故事往往具有下列的腳本：在持續的社會動員之下，執政者精準的掌握重要的機會，採取適當的政治策略，以能達成改革的目標。（何明修，2006）從以上的分析視角來看台灣的環境運動，許多的環境運動之所以失敗（就運動目標而言）也確實都是未能掌握到上述精要。只可惜，在作者試圖為我們解決問題的同時，似乎反而延燒了更多的問題。

首先，就持續的社會動員這一部分而言，作者認為台灣環境運動的起源有三群主要的行動者，分別是專家學者、草根民眾以及黨外人士。

專家學者：於1970年代即開始注意環保議題，不過，由於此時專家學者往往官方色彩太濃厚，再加上遠離群眾，對早期環保運動過程的參與並不深，因此，作者認為其影響力有限，直到需要具備高度專業性的貢寮反核四議題於1986年逐漸發酵後，專家學者們的角色才開始重要，並逐漸成為媒介民眾與環保知識的主要橋樑。
黨外人士：多強調環境議題背後的政治矛盾而未強調其社會源起，因而影響力有限。
草根民眾：主要是基於第一線的受害經驗而加入環境運動，因而是整個環境運動創始的先聲及主力。

在後勁及鹿港的例子中，作者試圖告訴我們台灣環境運動的特殊在地性格與政治性格，及其對台灣後續環境運動發展所帶來的機會與限制。緊接著，利用對貢寮及美濃兩地環境運動的比較，作者試圖提出欲突破台灣既有的環境運動限制，可能的方法在於利用更紮實的社區經營以積蓄更具自主性、更豐富的社運人才及社會資源。就此面向上，我完全贊同作者的說法，不過，我認為作者仍未將其說法清楚釐清，因此，我試圖提出以下追問：首先，何謂更紮實的社區經營？在此，所謂的『紮實』是否代表著社區經營由政治面向向生活面向的轉向呢？如果是，生活面向上究竟包含哪些層次？如果不是，所謂的『紮實』究竟代表著什麼意思？除此之外，在地性格作為運動者進行社區經營的機會點，要如何避免同時封閉了跨地域支持資源建立的可能？關鍵點究竟在哪裡？最後，如果以上的說法是成立的，那政府的角色是什麼？社會與政府的關係又是什麼？

其次，就執政者對政治機會的掌握及政治策略的使用這一部分而言，作者認為民進黨政府的政治佈局及策略失當是廢核失敗的主因。對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廢核失敗作為一個現象，是眾所周知的，但他與民進黨的政策佈局及策略失當有多少關係，我們則不得而知。

且讓我們由另外一個角度回顧這個歷史性的問題：作為民主化國家中首次執政且在國會中佔相對少數的政黨，面對著浮動的民心，除了採取保守、延長戰線的手法試圖以時間逐漸換取政策推動的空間外，民進黨有其他可能的選項嗎？換個角度來問，長期作為在野政黨的民進黨，在初執政的當下對其自身政治權力施行的熟稔度有多少？人民對民進黨的信任度又有多少？倘若執政之初便在核四如此重要的議題上與過去統治數十年之久的國民黨政權擁核的主流聲浪針鋒相對，在野黨及民眾所可能接受的程度又有多高？政策可能被實施嗎？政權能夠繼續維持嗎？

民進黨高層所真正重視的究竟是政策還是政權我們無從得知，就反核的議題來說，我們也沒必要知道，唯其可以肯定的地方在於，廢核政策的落實與否與民進黨是否能夠繼續執政有絕對的相關性。只要民進黨能夠多執政一天，反核團體就有多一天的時間與機會啟發民眾的環保意識並集結之。反之，只要民進黨下台，因民進黨上台而突然敞開的政治機會也可能因此而大減。如此一來，我們依然可以輕易的預見廢核的失敗。

就此而言，民進黨執政之初對政治機會的掌握及政治策略的使用對廢核運動的失敗是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呢？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簡單，就如同環境運動的起源一般，專家與黨外人物（現多為執政黨政治人物）的出現不過就是推動整個運動發展的配角罷了，真正牽引著運動成功與否的關鍵點，依然是草根群眾。

從一九八零年代的後半葉到二十一世紀初，在歷經了十餘年的發展之後，環境運動已啟發出若干有自主性、有判斷力並具備民主與環保素養的個人及群體。這些個人及群體的出現，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是新時代的社會身體，銘刻著過去那一段追求自主性、判斷力、民主以及環保素養的集體學習記憶。只可惜，這一群人的出現終究是少數，因而無力改變當初對於核四興建與否的政策決定。不過，廢核失敗的結果雖然讓人惋惜，卻也引發了運動者一個全新的契機。

關於環境運動、民主與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作者在文本中曾經多次提及。 事實上，民主是一種集體學習的過程，環境運動則是眾多集體學習的可能教室之一，至於其終極目標，則在於實踐社會正義。簡言之，面對著當今社會資源分配的高度不均，我們所能夠做的，也就是創造出集體學習的機會，透過集體學習的過程培養草根群眾自主性與判斷力，讓他們有能力捍衛或爭取自己的權益。至於環境運動，不過就是眾多機會之一罷了。

也就是在如上的前提中，作者點出了面對當前國家能力的減弱，以及環境運動的亞政治化，社會運動的戰略也應該有所改變，由過去的運動戰走向陣地戰，透過開發多元而分歧的市民社會能量，並開發更多的戰場，以提升環境民主化的實踐可能。在這一點，我也完全贊同作者的說法，但同樣的，我依然認為作者仍未將其說法清楚釐清。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在於，作為連接環境運動、民主及社會正義三者間的橋樑，作者未能回答我們『民主的集體學習』究竟如何且為何發生？除此之外，在集體學習的過程中，人們的自主性、判斷力、民主及環保素養又是如何浮現？除非我們能夠回答這一個提問，否則，我們對該命題的解讀不過是依然停留在表面。

結語

我認為作者最成功的地方在於他點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環境運動、民主與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不論作者所給予的解釋令人滿意與否，我相信該議題勢必將引起更多的漣漪。

綠色民主提問

文/吳東流 楊大德

經驗研究上:
1.“審議民主”與“民主”的區別為何? 如果以美濃反水庫運動作為一種理想的草根民主實踐，這個運動的形成過程，卻是透過返鄉知識份子的動員與組織所匯聚的，論述的主軸也是由知識份子所形成，請問這種需要知識份子扮演關鍵性角色的民主實踐，算是一種理想的審議民主嗎？或者在社會運動裡，真正的審議民主是不可能的，因為始終需要堅強的核心領導與外在勢力（例如：國家）對抗？這是否為審議民主在實踐上的侷限呢?

2.作者將台灣環境運動中區分成“北方荒野”與“南方生計”二條路線，並說明台灣環境運動中二者兼而有之，除了美濃反水庫、綠色投資之外，有沒有其他議題是嘗試將二者作結合的? 另外，作者似乎偏好”南方生計”型的路線，因為這種類型較有可能以草根民主的方式實踐。可是弔詭的是，這種南方生計型的環保運動，知識份子的組織動員角色始終扮演關鍵性的作用，就此來看，北方與南方兩種環運類型是否如他表面上所呈現的，真的在組織、動員與運動策略上具有那麼大的差異？

3.作者在第九章討論公投的部分，提出了”假公投”的說法，認為由地方政府與開發商所為了開發案動員進行的公投，因為是一種由上而下、由外而內所形成的公共意見，因此並非真的公投。這個說法是個有趣的區辨，可是這與環保團體到地方透過宣傳與說明會的方式，教育、組織群眾，進而發起公投，達成反對開發的公投結果，有何不同？尤其是北部幾個地方政府所動員、舉辦的反核公投，獲得了反核的結論，這是真公投還假公投？如果這也是真公投的話，作者似乎是以推動公投的動機是否為促進開發或者維護環境，作為真正的判別標準。

理論上:
1.從解嚴後，或者民進黨執政後來看，“國家”真的在整體上都被弱化了嗎? 可是這樣的命題要如何解釋國家在促進資本累積的功能上被加強，而在“公共性”上被削弱的這種現象?

2.如何在進行“陣地戰(the war of position)”的同時避免各個社會運動議題被零碎化、專門化？接著這個問題，我們想問的是，在台灣舊“政權(regime)”底下的一些指標性象徵物(ROC憲法、中正紀念堂轉型…等外來體制正當性的問題)都還存在之際，過早地宣稱“運動戰(the war of maneuver,一般指的是取代舊政權，形成新的國家內涵)”的過時是否恰當? 也就是說，作者是否認為這兩種戰術運用的選擇，在台灣環運或更廣義的社會運動脈絡下，具有時序性的配置關係？ 這似乎跟葛蘭西認為陣地戰與運動戰同樣重要並且應該交互運用，有些不同的想法，不知這是否是作者觀察台灣環境民主實踐歷程的所做的判斷？可否請作者就未來環運的可能發展前景與策略想像，給予進一步的說明。

《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書評

文/張譽馨

環境運動和民主發展向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觀看環境運動的策略路線，同時也映照著民主發展的路徑。過去的研究都只著重在九０年代以前的環境運動，而甚少著墨民主化後的運動取向。然而要持續創建未來美好的生活圖像，我們實在有必要瞭解運動團體如何在民主社會中發揮影響力，其組織和行動策略的樣貌為何。尤其，知曉一個運動如何走向失敗的道路更有助於我們釐清社會運動之於民主社會其定位在哪？其面臨的困境與契機又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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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修老師在《綠色民主》一書即書寫民主化後環境運動的發展與變化。其首先提出環境運動的名詞定義，並接著指出運動的兩種主要形式，其一為北方模式，通常出現在已開發國家中，策略上採行體制內的改革路線，而目的則為保存自然生態環境。另一為南方模式，大多出現在開發中國家，策略則採行體制外的改革，目的多半是為了維持民眾的生計問題。何認為，台灣的環境運動基本上融合了北方與南方模式的特色，且發生在一九八０年代中期以後，也就是台灣社會正面臨政治自由化的時期。此時期的環境運動雖然有許多專家學者與政治人物的參與，但何明修認為，「草根民眾｣才是早期環境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形的先驅者。

在簡述台灣環境運動的起源後，何明修老師將環境運動的發展區分為三個時期，其依照「政治機會結構」概念分別探討不同時期的運動，首先是1987到1992的政治自由化與運動激進化時期；第二為1993到1999的政治民主化時期，此時的環境運動已進入制度化階段；最後則是2000年政黨輪替後環境運動面臨轉型的時期。稍後，作者進一步藉由貢寮反核運動的失敗，說明社會運動團體在政治交換關係中應該維持自主而非依賴的關係。而在策略上運用公投此一高度政治化的抗爭劇碼，也容易出現假公投的情形，甚至強化社會弱勢與強勢地區的區隔，深化環境不正義的情形。藉由貢寮反核運動的失敗我們看見環境運動的困境，至於解決困境的出路，何認為是將策略轉向葛蘭西所提出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s）運動路線。過去的街頭戰場不再只是唯一運動方式，社會運動需要嶄新的語言與策略來持續未完成的目標。

透過何明修老師的文章我們知道未來實踐環境民主的可能策略，而在閱讀過程中我們也有一些有趣的發現。首先，就一運動組織而言，地方獨立人士的發起較能使運動維持自主性，由政治人物發起的社會運動則可能因為依賴政黨提供的外部資源而受政黨政權取得與否的影響。從書中的美濃案例我們發現「地方獨立人士」佔有重要影響地位，其主要又是由返鄉知識份子所發起的返水庫運動。雖然貢寮返核運動也有知識份子的介入，但在成效上卻不如美濃，在這之中知識份子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其和地方社區的關係又是如何？是否必須形成強烈的連帶與地方文化認同才有成功的可能？另外，社會運動在政治交換關係中必須維持自主性，但是這個「自主｣的定義是在什麼範圍內呢？就美濃與貢寮而言，它們都曾主動聲明對某個政黨或政治人物的支持，但貢寮反核運動卻走向依賴道路，而美濃則維持了運動的自主性。我們好奇，一個社會運動究竟該握有多少程度的資源才不至於過渡依賴政黨？

第二，面對國家威權弱化與資本主義盛行的時代，街頭戰場不再是唯一的運動場所，滲透在不同領域的陣地戰才能夠逐漸實現環境民主。這樣的轉變是否意味著藉由論述權力的掌握，進而影響消費市場、醫療、法律、宗教等領域？若是，那在獲得影響力之前，是否依然需要街頭戰場做為發聲的場域呢？還是完全依循體制內的程序來改變？最後，在實踐環境民主的路程上，青年返鄉或許是最可行的實踐方法，而這樣的發展是否會使環境運動逐漸走向區域化？此一區域化的環境運動又是否為未來可能的樣貌？

隨著時代變遷，台灣社會越來越接受更廣泛的民主活動形式，但是要民眾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間作抉擇時，其往往捨棄環境保護而傾向能夠維持生計的經濟發展。在面對資本主義盛行的全球化時代，以及民眾高度漠視公共事務的窘境，著實需要為零碎的公共領域尋求出入。過去炫麗而激情的街頭運動為我們所提倡的進步價值發聲，但要進一步影響更廣泛社會群眾則需要深耕各個領域。《綠色民主》一書為我們指出可能的策略路徑，而實際的操作方式仍需要我們共同透過對話與身體實做的方式去實現。

《環境民主的實踐可能》座談會－《綠色民主》與作者有約

台灣的環境運動已經20歲了，從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運動以迄晚近的蘇花高爭議。《綠色民主》一書完整記錄了保護台灣環境的這段實踐歷史，並剖析政治轉型過程中環境運動所扮演的角色。

環境運動不只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品質，還涉及社會正義此一根本價值：誰來決定社區的共同願景？哪些人從開發中獲利，哪些人需要承擔惡果？這些問題，環境運動者無從迴避。就此而言，環境運動所追求的其實就是環境的民主化。

環境運動一直是台灣社會運動中很重要的一支，面對全球化浪潮以及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轉變，也許環境運動引領著我們思索未來「環境民主」化實踐的線索。

和大家推薦一個即將登場的座談會：環境民主的實踐可能。這場座談會將從何明修教授的「綠色民主」一書出發，並邀請了長期關注台灣環境運動與民主發展的朋友一起與談。歡迎大家一起來思索台灣民主深化的可能。


主辦單位: 台灣青年公民論壇協會
時間：12/22(六)晚上六點半
地點：台北市YouthHub

議程：

18:30-18:40 報到
18:40-19:20
引言：台灣環境運動的觀察與展望
何明修(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綠色民主》作者)
主持人：劉介修(台灣大學衛生政策研究所研究生；台灣青年公民論壇理事)

19:20-20:00
回應與討論：
張譽馨(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台灣青年公民論壇協會)
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杜文苓(世新行管所助理教授；台灣環境行動網協會理事長)

主持人：楊大德(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0:00-20:50
綜合討論
主持人：陳泰尹(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台灣青年公民論壇理事)
討論題綱：
# 台灣社會運動在政黨輪替之後，面臨了什麼樣的機會與威脅？
# 在新的局面下，社會運動可能有什麼樣的出路？可以提供了台灣民主深化什麼樣新的能量？
# 民主深化提供了實踐社會正義的良方嗎？在什麼意義下成為可能？
# 陣地戰、審議民主、自主的社區運動，是解答嗎？還有什麼？

報名聯絡專線:
liu.chiehhsiu@gmail.com
tonlue@hotmail.com

邁向環境民主化之路－《綠色民主》7-10章導讀

文/劉介修

2000年政黨輪替的新局面中，環境運動轉型的現制和可能，哪一條策略路徑提供了環境民主化的實踐可能？這是作者在《綠色民主》最後一個部分所處理的發問。透過對於社會運動政治交換關係自主或依賴理念類型的建立(第七章)、執政者社會改革面臨情境的分析(第八章)、以及質疑環境公投在當今政治情境下的限制(第九章)，分別從社會運動者、執政者以及公投等面向來展望台灣環境民主化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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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作者透過美濃反水庫以及貢寮反核四兩個台灣當代重要的環境運動，來建立社會運動政治交換關係當中，「自主」與「依賴」的理念類型(見書頁277簡表)，在不同的政治聯盟強弱關係下，也造成了不同的內部組織過程。在建立了這兩個理念類型的過程中，作者同時指出了不同的社會運動起源(政治人物或地方獨立人士作為起初發起動員者)、和社會運動所掌有資源的質量特性(自有或借用)，關鍵而交互影響了不同類型社運的形成。此外，不同類型的社運也造成了不同的結果：動員框架(文化的或政治的)、政黨支持的強弱。最後則進一步指出了自主的社運較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運動成敗和政黨取得執政權也得以區分開來；依賴的社運仰賴政黨的外部資源的不平等關係則失去了自行擴張的能力，也因此從屬於政黨的目標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自主的社運，並不意味著「獨立」於政治衝突和議程之外。紮根於社區的自主社運實踐，提供了地方文化認同與其他普遍主義的價值，如環境正義論述結合的可能，社會運動透過自主性的政治交換關係決定自己的命運。

第八章則從民進黨甫上台之際，廢核政策的失敗來開展，說明社會改革落實為具體政策的成敗因素，來展望進步改革的可能性。作者反對國會少數的客觀因素、以及民進黨缺乏改革意圖等兩種本質論的解釋，進一步從改革的特殊情境組合下(持續社會動員、改革機會、政治策略)，說明改革失敗並非先天注定的。相反地，在民進黨上台後，反核運動重新燃起更為密集與廣泛的社會動員，政黨輪替所帶來的政黨重組、台灣電力市場的再結構所提供的潛在改革機會，在執政黨政治策略運用失策下，終始廢核政策無法落實。一開始的政治和解、執政後的拖延、「約期決定」的處理方式，到最後以冒進改革回應社會壓力，除了讓廢核政策失敗，也因此加速了民進黨的保守化，以及反核運動者的長期挫敗等深遠影響。因此，雖然「通往改革的道路是險惡而狹窄的」，然而改革者的弱勢並非無法扭轉。透過持續的社會動員、改革機會的掌握以及政治策略改革聯盟的建立，社會改革並非不可能。

第九章處理的是在政治轉型動盪下，台灣環境運動高度依賴於公投這種政治化的抗議劇碼的原因，以及環境公投在環境民主化以及環境正義的許諾上的限制。在政治民主化過程興起的台灣社會運動，開啟了選舉主義的運動路線，讓社運者相信，只要有選票即能改變不平等與壓迫。環境運動在這個選舉取向策略以及其本身的地方性格等因素下，公投成為其運動處方。雖然環境公投帶來了民主價值的日常化、社區化，同時拉近了民意與專業知識的落差，然而在台灣民主深化之途，環境公投的在地化、防衛性性格，以及地方諸多「假公投」的出現下，公投作為一種政治參與形式，公投並無法達成風險重分配的效果，在缺乏保障在地與弱勢的制度設計下，公投可能成為強化環境殖民的支配工具，沒有改變既有不平等的資源分配，反而強化了社會強弱勢間地區隔而深化環境的不正義。這揭示著台灣市民社會乃是由諸多自主領域所構成，同時在全球化與民主化對於政府威權的消減下，社會運動者所對抗的不一定是國家威權的壓制政策，而應該開始思考在政治權威弱化之際，環境運動也應開始思考如何面對一個政治權威弱化下的運動路線。

在第十章的結論部分，作者重新回到了本書核心的三個問題：環境運動的起源、政治關聯性、以及策略。作者認為草根社區的受害經驗、鄉土認同、社區網絡等要素，使得其成為台灣環境運動的起源，並開展了台灣環境運動中南方生計與北方荒野兩條路線的並行。此外，環境運動是台灣政體轉型過程中的重要行動者，在政治自由化、民主化與政黨輪替等不同政治機會結構下，環境運動採取了激進化、制度化以及利益團體化等不同的路線。最後，在台灣民主體制確立與政治常態化的過程中，政治體制的發展能帶來的啟發愈來愈有限，因此社會運動需要嶄新的語言和策略來繼續其未竟的任務。

當前國家能力的減弱，以及環境運動的亞政治化，更呼籲著我們脫離過去國家主義以及傳統政治民主，追尋新的運動路線與策略的迫切。走出了運動戰(War of manoeuvre)的激情社會動員之後，街頭不再是唯一或最重要的運動場域，舊有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也已獲得相當程度的解決。今天我們面對著資本主義與環境、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對立情境，我們將需要從更新穎多元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s)來走出既有的運動想像，包括社區主義的行動、綠色投資與消費、各專業領域的理念滲透，透過更為多元豐沛的市民社會能量的啟動，以及更多據點和戰場的開拓與綿延，將能提供環境民主化的實踐可能。

《綠色民主讀書會》第三次討論－ 環境民主化的未來

《綠色民主》讀書會本周六將進行第三次的聚會討論。本周將七、八、九、十章列為閱讀資料，為文本做一個小結，也為12/22與作者的座談會進行暖身，歡迎各位舊雨新知一同加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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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2007年12月1日(六) 下午七點
聚會地點：台北市青年交流中心YouthHub

討論主題：政治轉型與環境運動
閱讀範圍：《綠色民主》第7-10章

主持人 ：楊大德(台大法律所博士班)
導讀人：劉介修(台大衛政所研究生)
回應人：吳東流(世新社發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