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書評

文/張譽馨

環境運動和民主發展向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觀看環境運動的策略路線，同時也映照著民主發展的路徑。過去的研究都只著重在九０年代以前的環境運動，而甚少著墨民主化後的運動取向。然而要持續創建未來美好的生活圖像，我們實在有必要瞭解運動團體如何在民主社會中發揮影響力，其組織和行動策略的樣貌為何。尤其，知曉一個運動如何走向失敗的道路更有助於我們釐清社會運動之於民主社會其定位在哪？其面臨的困境與契機又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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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修老師在《綠色民主》一書即書寫民主化後環境運動的發展與變化。其首先提出環境運動的名詞定義，並接著指出運動的兩種主要形式，其一為北方模式，通常出現在已開發國家中，策略上採行體制內的改革路線，而目的則為保存自然生態環境。另一為南方模式，大多出現在開發中國家，策略則採行體制外的改革，目的多半是為了維持民眾的生計問題。何認為，台灣的環境運動基本上融合了北方與南方模式的特色，且發生在一九八０年代中期以後，也就是台灣社會正面臨政治自由化的時期。此時期的環境運動雖然有許多專家學者與政治人物的參與，但何明修認為，「草根民眾｣才是早期環境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形的先驅者。

在簡述台灣環境運動的起源後，何明修老師將環境運動的發展區分為三個時期，其依照「政治機會結構」概念分別探討不同時期的運動，首先是1987到1992的政治自由化與運動激進化時期；第二為1993到1999的政治民主化時期，此時的環境運動已進入制度化階段；最後則是2000年政黨輪替後環境運動面臨轉型的時期。稍後，作者進一步藉由貢寮反核運動的失敗，說明社會運動團體在政治交換關係中應該維持自主而非依賴的關係。而在策略上運用公投此一高度政治化的抗爭劇碼，也容易出現假公投的情形，甚至強化社會弱勢與強勢地區的區隔，深化環境不正義的情形。藉由貢寮反核運動的失敗我們看見環境運動的困境，至於解決困境的出路，何認為是將策略轉向葛蘭西所提出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s）運動路線。過去的街頭戰場不再只是唯一運動方式，社會運動需要嶄新的語言與策略來持續未完成的目標。

透過何明修老師的文章我們知道未來實踐環境民主的可能策略，而在閱讀過程中我們也有一些有趣的發現。首先，就一運動組織而言，地方獨立人士的發起較能使運動維持自主性，由政治人物發起的社會運動則可能因為依賴政黨提供的外部資源而受政黨政權取得與否的影響。從書中的美濃案例我們發現「地方獨立人士」佔有重要影響地位，其主要又是由返鄉知識份子所發起的返水庫運動。雖然貢寮返核運動也有知識份子的介入，但在成效上卻不如美濃，在這之中知識份子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其和地方社區的關係又是如何？是否必須形成強烈的連帶與地方文化認同才有成功的可能？另外，社會運動在政治交換關係中必須維持自主性，但是這個「自主｣的定義是在什麼範圍內呢？就美濃與貢寮而言，它們都曾主動聲明對某個政黨或政治人物的支持，但貢寮反核運動卻走向依賴道路，而美濃則維持了運動的自主性。我們好奇，一個社會運動究竟該握有多少程度的資源才不至於過渡依賴政黨？

第二，面對國家威權弱化與資本主義盛行的時代，街頭戰場不再是唯一的運動場所，滲透在不同領域的陣地戰才能夠逐漸實現環境民主。這樣的轉變是否意味著藉由論述權力的掌握，進而影響消費市場、醫療、法律、宗教等領域？若是，那在獲得影響力之前，是否依然需要街頭戰場做為發聲的場域呢？還是完全依循體制內的程序來改變？最後，在實踐環境民主的路程上，青年返鄉或許是最可行的實踐方法，而這樣的發展是否會使環境運動逐漸走向區域化？此一區域化的環境運動又是否為未來可能的樣貌？

隨著時代變遷，台灣社會越來越接受更廣泛的民主活動形式，但是要民眾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間作抉擇時，其往往捨棄環境保護而傾向能夠維持生計的經濟發展。在面對資本主義盛行的全球化時代，以及民眾高度漠視公共事務的窘境，著實需要為零碎的公共領域尋求出入。過去炫麗而激情的街頭運動為我們所提倡的進步價值發聲，但要進一步影響更廣泛社會群眾則需要深耕各個領域。《綠色民主》一書為我們指出可能的策略路徑，而實際的操作方式仍需要我們共同透過對話與身體實做的方式去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