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0日 星期五

Ch. 2 Human Rights

[文:譽馨]

作者在這一章藉由美國的國土安全政策(反恐政策)討論人權的問題。自從911事件後,美國社會開始瀰漫必須在自由與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的氣氛,而反恐政策之所以有爭議,在於政府必須透過人民來取得有關於恐怖攻擊的線索和訊息,因此布希政府曾多次秘密搜查民宅、竊聽,甚至只因為單純的懷疑而非法監禁未經審判的人民。雖然許多人抨擊美國政府的作為違反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並且違反Geneva Convention制定的審判戰犯的規則,但是美國政府則認為,這些曾經幫助過或參與過塔利班、蓋達集團的人並不適用上述規則。對此,作者提出兩點質問,首先,不管我們對人權的定義是什麼,任何人享有人權的原因只在於他是個「人」。我們不應該用片面的,或是單一文化規範下的道德標準來剝奪任一個體的人權。第二,美國社會不但從未討論過未判囚犯應該享有哪些人權,甚至連人權是什麼都沒討論過,因此如何宣稱這些「嫌疑犯」不適用Geneva Convention的規定?

為了回應前述問題,作者在接續的文章嚐試回答何謂人權。在討論人權之前,作者首先區隔了容易和人權混淆的合法權(legal rights)與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合法權是憲法所保障的道德權利(moral rights),譬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而某些特別的道德權利就叫做政治權,其特別之處在於它賦予人民可以反駁政府政策的權利,譬如當政府的政策有利於某一部分群體時,被排除的人民可以進行反駁。至於人權,則是政治權的延伸,是一特別的政治權利,它深受主流宗教與政治文化的影響。通常不同的文化對於人權有不同的定義,例如中南美國家常認為人權應該包含他們被剝奪的經濟權。作者認為,不同國家對於人權的具體內容有不同的看法亦即人民應該享有哪些政治權利但人權的基礎是相同的。當我們指涉一廣泛的人權概念時,所要表達的是一種尊重的態度,亦即我們能夠理解每一個個體做為一個人,都有他應當享有的尊嚴。而這些尊嚴是作者在第一章所提到的,我們應該接受每個人都有他存在的價值與潛能,而且每個人可以自己決定他的潛能與價值是什麼。

以上是本章的主要論述內容,雖然作者試著說明什麼是人權,但他的定義還是十分模糊,譬如合法權、政治權、和人權這三者是否為涵蓋式的關係?特地區分這三者的意義究竟又是什麼?而作者這樣解釋人權,是否解決了不同國家對於人權定義的差異所導致的衝突?

[討論]

1. 你同意作者對於人權的解釋和定義嗎?

2. 若用作者的論述來討論廢死,我們要怎麼辨護受刑人的人權?

Ch.1 Common Ground

[文:譽馨]

本篇為本書的導論,作者首先簡要說明美國現存的二分對立的政治文化現象,做政治二分論的分析中,政治二分化作者以泛紅(Red-culture)泛藍(Blue-culture)指涉美國政治二分情形阻礙民眾相互理解,並使得民眾無法真正針對「論點」(argument)進行討論。作者在文中特別定義了「論點」(argument)一詞:一群共享某些政治原則基礎的人們,針對具體的政策進行辯論,而這些辯論也反映了他們所共享的政治原則。從美國近幾屆的選舉過程中可發現,由於人們無法切實針對論點進行辯論,所以他們各自所設立的說帖都在不斷的詆毀對方的想法,指涉對方的說詞不合人性並且充滿危險。雙方從來沒有尋找過彼此的共通點來使他們的論點能夠相互尊重與互補。基本上,政治二分論勾勒了一個悲觀的未來,因為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只有在符合下述兩點假設的其中一項時才成立:

1.如果整體社會對於想要達成的目的有一廣泛的共識時,即便沒有嚴謹的政治性論點,也能擁有一健康的民主制度。

2.如果社會對於該達成的目的尚未形成共識,但是他們擁有針對論點進行討論的文化,這也是一個健康的民主制度。

事實上,一個缺乏論點又彼此對立的社會只會導致多數暴力的問題,而不可能擁有健康的民主制度。書寫至此,作者帶出了他在本書主要想要解答的疑惑:此一悲觀的政治二分化分析是否正確?美國的泛紅與泛藍陣營是否真的沒有任何的共同點?他們彼此間真的不可能針對論點進行討論嗎?(原文為Is no real argument possible?,我參考前後文後覺得這樣翻比較好,如有錯,或是有更好的解釋歡迎提供)。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主要涵蓋了兩個工作取向。首先,作者想討論的是,儘管這是一個政治二分的社會,我們仍然可以找到彼此共享的基礎原則,並使得政治辯論可行且具生產性。而這些抽象的原則是有關於「人」(human life)的價值與責任。其次,作者試著證明當我們面對那些使得社會彼此分裂的議題時,譬如人權、宗教、社會正義等,這些共享的基礎原則產生了何等作用。

針對第一點,作者認為我們對於「人」存在了兩個基礎原則。第一,每個人(human life)都有他特殊的客體存在價值及其潛能。當他的潛能獲得發展,他的人生是成功的;當他的潛能被浪費掉時,他的人生則是失敗的。而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對於他本身是很重要的,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想要去追求與探索的部份。第二,每個人都對自己的人生負責,而這個責任包含他能夠自我決定一個成功的人生是什麼樣貌。這兩點原則構成了人的尊嚴的基礎,而第一點類似平等(equality)的概念;第二點則近似於自由(liberty)的概念。雖然許多政治哲學家認為平等與自由彼此是互相消長的,但是作者認為二者應該是反映了各自的一個面向。作者為了證明他的主張,他在後續章節將試著從以下兩的面向進行分析與論證。首先,他針對人的本質與自我責任進行討論,說明上述原則普遍且深植於所有美國人心中。第二,作者將透過對爭議性議題的討論,說明這些原則如何被詮釋與理解。

[討論]

1. 臺灣社會是否也有不論藍綠全民共享的民主/政治基礎原則?當我們針對一項議題進行討論時,譬如廢死刑,這些原則潛藏於哪些論述中?而不同陣營的雙方又是如何各自定義這些「共享的基礎原則」。

2. 作者在文中提到,當我們在討論個人責任(自主權)的時候,我們必須搞清楚這些自我決定究竟是真正的自由意識,抑或只是內化了他人的影響。譬如美國人的想法深受天主教教義的影響,許多人做決定只是覺得「應該如此」而不是「為何如此」。在臺灣,我們是否有類似的情形?

2009年12月7日 星期一

第二章: Is every up to date in Kansas City?

文:惠涓

Dr Ray Danie 是一個在堪薩斯州〔KCK〕學校的校長,他知道父母親在學生的成就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堪薩斯州是一個種族混雜、藍領階級將近150000人的城市,但是許多長期住在堪薩斯州的居民,由於過去校車問題的相關爭議,對於學校是不信任的,老師覺得一些父母親並未準備好要如何當父母,一些移民家庭搬到堪薩斯州要花很多時間適應新的語言、新的教育系統、以及新的文化模式,這些問題使的KCK的學生平均成績要較全國平均成績低。
Danie知道提升學生的成績需要內部的改變,他在學校做了許多措施,但是如果家長持續待在家裡,這些努力都將無法改變現狀,Danie說父母親不能再以傳統的方式例如做在家餅乾蛋糕等等扮演其角色,我需要尋找一種方式獲得社區的信任關係,使的社區參予我們。
Danie面對的問題是許多政府官員、組織、活動者在今天必須處理的問題,市民介入的活動總是無法吸引很多的參與者,公民介入關注的目標像是人們去做去參予,但不是公民這個角色,一般民眾只需要在一些場合中去扮演有限制性的角色,即使有一些措辭暗示我們存在制度、過程帶領公民進入。
這些招募訊息無法吸引很多人參與,大部分的人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家庭,或是只是在會議結束前了解一下,這和在地的領導者期待參與者更多的時間及關注有很大的差異。這就是為什麼像Danie常開始於非常窄的公民參予,它們知道唯有擴大視野及參予者才有可能成功,它們開始知道要找尋更多元的技巧及動機吸引人們進入公眾領域,
公民參予就像是一個浪潮在未來,越過傳統的會議方式!

這並不是火箭般的科學,他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你像Danie一樣,試著要去舉辦一些公民的活動,你開始發動一場公民活動!
你是一個政府官員,你需要人們投注在一個特別的政治決定中:
你是一個社區工作者,你試著招募一些低薪的人們去進行一個抗議:
你是一個校長你要對你的家長募款:

你開始知道這些特別的目標,將吸引非常特別且小眾的人群,你決定去使用一些既有的制度及團體去協助你去辦理,相關事宜,你開始尋找場地以供之後人們討論即將發動行動,Roger想要促使人們關注牛痘疫苗政策的重要,他認為牛痘疫苗政策攸關公共衛生及健康,他知道一開始無法聚集很多人了解這個重要的政策,但他認為經過相關的討論,人們將會知道相關議題的重要性,將會在幾個月之後,聚集更多的人關注這個議題,但是事實上他無法找到更多的人關注這個議題!

就像Roger一樣,你發現許多的公眾會議並非那樣慎重,常常是要求民眾去符合辦理會議的人的需要,這對人們而言並非是一個有意義的參予。
Fisher開始在KCK的西北部開始工作,她主要的目標是幫助父母親對於學校感覺較為舒服以及協助父母了解如何幫助它們的子女成功,但是當她越是努力將父母和社區連結時,她發現在他們參予時許多的不同的動機及不安,藉由她們的反應,Fisher發現到公民的刻板映像去支配著公民的行動相關爭議
以下七個詳述有關在推動公民參予中公民身分不利的條件:

一、最重要且一般的刻板印象就是市民是投票者:
二、政府官員強化了第二種刻板印象,藉著要求政府更有效率市民是一個顧客,許多宣傳都宣稱將它們的選民當作是顧客或是夥伴比公民要多,這個暗示居民是商業的顧客比能解決公眾問題的同盟者角色多,也就是說政府被比擬成為販賣機,當人們繳稅後,政府提供垃圾清除、警察保衛、教與他們的小孩等相關事務,當政府的行為商業化後,我們傾向將公民權定位在純粹的財政串連中,顧客化的刻板印象,強化了政府需要單獨解決公眾問題的形象,這個重擔比起銷售貨品來的困難及複雜,這也創造了政府難以達到的期望。
三、市民是社會人,Putman觀察美國不再參加社會性的聚會活動,社區協會組織,甚至是橄欖球社團,她說這些單獨的活動將會侵蝕我們的文化及民主。
四、許多人反對Putman的觀點認為,有許多人擔任義工,Bush是一個US Freedom Corps 的提倡者,她用戲劇性的激情言語呈現她的公民權,她的支持者認為這將彰顯志願主義的精神。即使這些人參與了志願組織,志願組織的增加是否真的能補救公民與政府的關係或是恢復公共生活這仍是不清楚的。事實上大部分使用浮誇的語言是促使某項政治目的而非公共問題的解決,這也許是錯誤的語言使用方式,自從我們低估了公民藉由她們的努力去影響政策的能力,這也投射了志願就像是一個單獨帶著個人利益的的活動-她們應該要去做只因為那使她們感覺很好,但是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感覺很好是不夠的,組織需要展現令人信服的能力給參與志願組織的人能夠投入力量改變一些事情。
五、許多公務體系人員促使第五項陳規(刻板印象),公民就是顧問,當她們要求政府投入某項政治決定時。政府嘗試帶領公民進入政治過程中去促使整個過程更為好或更為誠信更有可信度去擴大政策需求,這原因來自於民主似乎就是每個人都應該被通知應該要去說。但是,告知公民並不意謂著應該讓公民持續參與其中,當然政府人員應該去詢問公民她們的想法,但是如果人們沒有看到政策的全貌、如果她們不覺得她們的投入將解決公共問題,或是她們不覺得她們能以行動解決某項議題,它們將不會參加第一場活動或是她們的熱情將不會持續。然後,剩下參與會議的人將是那些相信她們的參與會直接影響決定-這群小團體是已經被告知、被教育並且參與其中。
六、第六項陳規,公民被視為被逐出去的或是沒有能力的人,傳統的社區組織希望去塑造一種無能量的公民在政治過程中,例如在稅制的政策中,政策決定者和公民、制定規則的和被規範的,角色矛盾中,傳統的組織擔心如果公民和政府一起工作過於靠近,政府官員將會淪為被支配的或是被民眾吸收,因此,組織嘗試去建立一個分開的權利,它們可以在當中扮演協調的角色。
七、最後,一些公民基金會, 或是學術組織維護著第七項陳規,過去歷史上著名的名人或是書籍,他們都鼓勵公民去閱讀書報,聰明的閱讀議題和別人有邏輯並且相互尊重的討論議題,市民權的顯現被影響及強調建立再學習及對話的範疇上,參與者被期待是聽多過於說的。


堪薩斯州公民權發展在進步中

堪薩斯州一開始藉由KCCO這樣的團體(在地政府、教會、社區組織、傳統慈善組織)也就是草根的另人信任的社區團體,KCCO的使命是幫助人們參與並且影響我們的政治系統以及民主制度;那些原本在以前忽視、拒絕或是冷漠的人變成參與者;這個團體和在地協會、社區的相關自然網絡緊密結合,KCCO是一個會員的集合體,每一個會員有她們自己的委員並且選擇自己的議題且透過一對一的討論決定優先的議題。會員團體有時動員關心議題的成員去面對特別的鄰居,一個最近的例子即為致力於減少RUSKIN鄰近家戶的破敗,這個計畫讓大量的相關民眾參與掃除並且組成RUSKIN鄰居協會發展組織,

最近10年,KCCO改變了這個手法,有別於期待政府部門單獨的解決問題並且處於支配地位,他門更傾向於成為問題解決過程中的參與者之ㄧ,她們不只簡單的來到公務部門呈現問題,她們要求解決問題並且提供策略、解決方法並且也會給予一些必要的工作夥伴。

一個最新的程式經驗在KCCO討論會中,她們自對面的地下鐵道區域招募參與者自2003年開始,並且致力於發起這個過程是在由一個基金會舉辦的全國性的審慎會議後所型塑出來的,這個審議會議每一個月都會被舉辦議題包含全國的及地方的議題(包括健康社區、經濟成長、種族關係、交通、兒童及青少年議題)。協助這個會議進行的JENNIFER說他經由電子信招募參與者,人們參與是因為有興趣在這個議題或是我們是以審議的方式進行,我們頃向於去找到那些想要創造改變的人。每一場會議的一開始參與者會拿著一本議題手冊,以提供她們議題的背景知識,並且會羅列許多選項,例如在交通運輸的議題當中選項的呈現會是一開展新的履行模式二改善目前的系統三擴增鐵道系統;參與者被邀請加入任務的達成在主義的行動中;這個KC組織,自豪於她們幫助公民從審議走向更多在社區內的行動角色,大部分的NIF方案使用議題手冊並且藉由議題選票的去票選民眾覺得最重要的議題,並且將此結果郵寄至立法機關,KC是唯一在這個國家的NIF去創造任務,並且幫助民眾去執行當中的想法,這個群體已經邁前了一大步,一個任務是產出了一個社區經濟成長的指南、另一個是創造一個在城鎮觀光的小冊子。

2009年10月28日 星期三

Ch.1 Good Citzens and Persistent Public Problems

Good Citizens and Persistent Public Problems [張譽馨]

本章主要說明傳統從上到下的民主治理方式無助於改善社會問題,或是增進社區鄰里的連結。作者以一位社區組織者(Lisa)的故事為主軸,穿插說明Lisa從發現問題、發起社區組織、到經營社區組織過程中所顯示的社會問題。筆者希望透過檢視社區/區域民主(local democracy)的實踐反省美國民主發展所遭遇的困難。

作者首先定義什麼是一個「好公民」(good citizen)。一般而言,我們通常把責任、義務等同於好公民,而他們參與的活動往往是政治性的。作者認為,這樣的定義其實太過狹隘,我們附加太多的工具性目的在公共參與和「好公民」身上,譬如我們習慣認為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是為了解決某一項政府希望解決的問題。但公共參與並非只限定於特殊的政治意圖,其目的只是在追求公共幸福(public happiness),亦即民眾希望和鄰里相處所以參與社區活動,其追求的是一種生命、自由、和快樂的幸福。公共幸福(public happiness)一詞最早出現於18世紀,當時專指有公民權的男性,後來John Adams認為不論男女老幼或者貧富貴賤都有權利追求生命與自由的幸福,該詞彙後來被Hannah Arendt引用在審議民主中。作者認為,如果我們老是把「好公民」的定義和繁重的政治責任與義務劃上等號,那麼公共參與永遠只會是政治性的參與,並且無法引起民眾的興趣。

作者在稍後的文章中,藉由描述Lisa的故事歸納四點民眾公共參與意願低落的原因:
一、民眾參與會議通常希望對議題有所影響,但政府官員卻希望降低民眾的期待,譬如不斷告訴民眾資源有多稀少,問題有多困難且不可行,這些警告(我自己的用詞)不斷營造一種悲觀的氣氛。因此我們時常可以發現,民眾往往滿懷期待參與會議,但最後的產出卻是一種低滿足的價值。

二、民眾希望對政策產生影響所以參與會議,但會議往往都是在決議後才展開討論,譬如公聽會。即便政策尚未定案,政府部門也傾向限縮民眾的選擇,導引民眾朝向他們希望的結論。另外,就算少數案例的民眾確實改變了決策者得想法,他們通常也無法得知。因此民眾在遭受挫折的情況下,越來越不願意參與會議。
三、在民眾彼此認識,或是產生連帶的情況下比較容易出現有價值的會議結論。但傳統的會議型態不是人數過多,就是因為直接進入主題討論而阻礙參與者進一步瞭解反對意見的機會,或者理解決策者制訂政策的理由。

四、越少衝突的會議越能引發對話,但「麥克風」會使得發言權集中在某些人身上。而且我們不鼓勵民眾從個人經驗出發參與討論,或者過渡使用特定的專有名詞,因而使得會議焦點集中在少數人身上。

檢視社區/區域民主(local democracy)的運作有助於瞭解為何公民逐漸在公共領域中缺席,而由上到下且充滿工具性的民主治理方式是導致民眾缺席的主因。若民眾無法和他人產生連帶,社區就無法發揮應當的功能,而社會問題也就越來越嚴重。該書作者在文章最後提到,美國許多社區/區域民主的實踐逐漸拋棄以往從上到下且工具性的實踐方式,因為民眾對決策始終不滿且充滿憤怒,而且他們需要父母參與孩子的教育並降低犯罪率,因此政府官員逐漸體認他們需要有行動力、主動的民眾參與公共事務,而民眾也漸漸改變對「好公民」(good citizen)的看法,它不只具有政治效能,同時也嘉惠個人。

讀書會:The Next Form of Democracy

今年底新一季讀書會開鑼囉!這次我們閱讀的書名是"The Next Form of Democracy"
歡迎有興趣的人加入我們的討論。

聯絡人:張譽馨 venus.c1229@gmail.com

詳細場次如下:
10/28(三) 19:00~21:00 in 北教大
第一章 Good Citizens and Persistent Public Problems
導讀:譽馨,回應:婉慈

11/18(三) 19:00~21:00 in (暫定北教大)
第二章 Is Everything Up to Date in Kansas City? Why "Citizen Involvement"
May Soon Be Obsolete
導讀:惠涓,回應:譽馨

12/9(三) 19:00~21:00 in 小易&Joy家
第四章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in Public Life
導讀:小易,回應:惠涓

12/30(三) 19:00~21:00 in 小易&Joy家
第五章 Washington Goes to Mr. Smith: The Changing Role of Citizens in Policy Development
導讀:JOY,回應:小易

1/21(三)19:00~21:00 in (討論中)
第八章 Sharing the Buck: Communities Rethink Public Finances and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導讀:宜卿,回應:JOY



書籍簡介:
民主制度進入21世紀後,公民日漸重視的是他們如何影響決策,而不是當一個被動的被管理者。此轉變一方面有可能受到民眾知識、技能提昇的影響,使得民眾越來越有能力參與公共事務;另一方面也因為過去少數決策的型態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日漸低落。為了擺脫過去專家治理的政治型態,當今追求的是一個全民共同承擔責任,或是共同進行決策的時期。因此,這是一個從大政府轉變為全民共治的時代,其所提倡的是民主治理(democracy governance)的概念,該想法興起於90年代,是一種群體治理(governance community)的藝術,其包含參與、審議、以及協商的要素。根據作者的說法,一個好的民主治理應當包含四個條件:1)廣納各類民眾的參與;2)同時結合大型和小型的討論會議,小型會議的目的在促進民眾對話,而大型會議則把想法變成行動;3)提供一機會平台,使參與者從中認識或接觸不同價值觀的聲音和想法;4)促進改變現狀。
作者認為,在民主發展過程中,我們若想知道下一個民主型態是什麼,唯有透過不斷實驗才有辦法找尋可能的答案。因此作者在開場的介紹中簡要說明過去曾經實驗過的民主參與形式,並提出證據證明民主制度正在改變。

民主實驗
美國於1992年因為Rodney King的案件而引發民眾廣泛討論種族主義的問題,而地方政府為了化解族群之間的衝突,展開許多小型的討論會議。他們在舉辦小型會議的過程中發現,如果會議包含了以下四種基礎概念,討論會的成效往往比較好:1)立場中立的主持人;2)參與者自訂討論規則;3)從私人經驗出發展開討論;4)利用紀錄幫助參與者進行討論。其實這些發現並不新,美國早在五、六十年前的黑人民權(Civil Rights)運動,或是更早之前就已經使用過這些討論技巧,只是如今運動者確實把這些技巧實踐於討論過程中。
在許多議題上,政府部門均以小型討論會議的方式,透過民眾的能力與創意來幫助政府解決問題。可惜的是,這種討論型態後來只著重於「如何開會」,而不是鼓勵民眾進行討論。因此,為了讓更多民眾有機會參與討論,社會行動者不斷鼓勵參與者從個人經驗出發進行討論,並且盡量避免直接討論政策議題。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民眾直接進行政策議題的討論,將使得討論的範圍變的窄小,此外,民眾也可能因為先入為主的想像而無法導引出多元意見。此時,民主參與著重的是如何吸收更多的民眾參與討論,而想吸納更多民眾參與必須讓民眾知道他們代表的不只是本身,而是背後更大的社會群體。另外,要求民眾參與討論並不夠,還必須鼓勵他們利用休閒時間參與後續活動,使民眾知道政府確實買他們的帳,而且他們的意見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之一。
地方政府以及運動組織者在種族、教育等議題上透過吸收更多的民眾,以及協助民眾進行對話的方式消除社會衝突,但只有討論是不夠的。除了對話之外,還必須要有行動。因為民眾真正期待的是實際的改變,但他們普遍覺得政府不會將他們的想法付諸實行。因此後來又創造了一種以行動為主軸的會議,名為行動論壇(action forum)。這個論壇的重點不只是進行溝通,還必須進一步促使民眾將構想實踐出來,因為唯有透過實際的行動,才能真正實現全民共治的民主治理。
然而需注意的是,會議的安排必須盡量避免「影子政府」(shadow government)的情形,譬如開會時間不方便、不鼓勵民眾從個人經驗出發、以及民眾無法握有最後的決策權等。因為即使所有參與者擁有共同的目標,但他們的表達方式、對會議的期待並不同,所以用統一的模式套用在不同群體身上,有可能造成排除效應,久而久之,這樣的會議變成特殊群體的討論,而且是一個缺乏代表性(合法性)的會議。影子政府的問題在美國早期的會議時常出現,但隨著1990年代以來新一波政治人物的出現,再加上民眾與運動者對政府的不信任,政策制定者日漸發現他們必須和民眾一起工作,否則有可能遭致強大的反彈。政治人物發現,雖然和民眾一同工作是一件困難的任務,但如果擅自決定一項政策則有可能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民主形式的實驗除了強調吸收更多的參與者,以及將想法化為行動之外,九零年代另一個廣受歡迎的民主實踐方式為「願景工作坊」(Visioning)。「願景」強調的是讓民眾自行計畫未來。推行「願景工作坊」的時候必須注意以下三點:
1.願景討論非常重視民眾的代表性,如果參與者無法代表整體人口群,討論內容往往很難實現。
2.除了討論既定議題外,同時必須留一些空間讓少數意見,或是先前沒有機會被討論的意見浮現。
3.討論若只重視決策,卻忽略參與者教育程度的差別或是族群關係,那麼會議將無法包含弱勢的聲音。

民主在改變嗎?
1.過去從上到下的討論方式已經變為有下到上的互動。

2.有越來越多的民眾參與討論,而且政府也試著學習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公民互動,並非規範公民應當扮演何種角色。

3.政府願意和民眾共同治理,譬如越來越多的都市和社區參與討論;直接面對種族和文化差異帶來的問題;從對抗貧窮問題,轉為考慮低收入者如何影響決策;全民責信制度;社運團體的壓力變強大等。
章節介紹
第一章:當我們希望促進社群關係時可能遇到的困難有什麼?作者重新檢視傳統的政治參與如何限制我們的政治想像,以及在消極的公民社會中,我們如何定義公共問題。
第二章:解釋為什麼傳統的公共參與會失敗,以及我們對公民是否存在的刻版印象。
第三章:都市發展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阻礙有哪些?作者試著提供一個更廣泛的背景脈絡來說明,如何維繫或創造社群關係。
第四章:族群對話的演進對於未來合諧族群關係的幫助。
第五章:探討input gathering(集思廣益)的哲學,並且討論政府和民間的相互需求如何讓彼此共同合作。
第六章:社區組織者如何透過自己的力量形成非營利政府。
第七章:父母和教育者如何長期合作,培養學生學習自治並且參與學校政策的制定過程。
第八章:社區如何擺脫傳統的桎梏,透過預算會議或是社區會議等方式來管理社區財政並促進社區發展。


我們不應當悲觀看待民主制度,就好比邱吉爾的名言「民主沒有什麼好,但卻是目前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of the other forms.)」。相反的,我們應該積極行動並促進民主朝更好的方向發展。

2008年2月26日 星期二

誰在乎公共領域?台灣青年公民系列講座


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不斷反覆問自己一個問題,為甚麼大家不再關心公共事務?同樣的,這些年來我們也一直不斷抱怨,為甚麼我們總是在統獨和族群的議題上彼此撕裂,無法開展健全的公共領域?

很多人說民主制度化之後的台灣不需要社會運動,那只會製造社會的混亂與不安,但也有很多人認為改革運動被政治收編後的台灣社會顯得死氣沉沉,無法提供台灣社會更為多元進步的力量。

台灣青年在追尋希望的路上沒有缺席。青年的參與提供了可能的契機,醞釀更為多元豐沛的進步能量,並且走出當前的虛假二元對立。然而,年輕的心靈難免徬徨,年輕的歷練稍嫌稚嫩,在社會參與的旅途上我們呀呀學語,我們羨慕學運世代而怨嘆生不逢時。

青年是促進社會改變的寶貴資源,但同時也是最浮動,最不知所措的生力軍。我們普遍感覺到這個社會必須改變,卻不知該從何下手;我們不信任政治但也知道改革脫離不了政治;我們徘徊在體制外或體制內改革的差路口,但不知道該選擇什麼。心中總有一個聲音鼓動著「去吧!去做些什麼事來改變現況吧!」但另外也有聲音警惕著「算了吧!搞這些能幹麼呢?還是想想父母、想想自己比較實際吧!」而我們也就在這一推一拉的聲響中慢步行走。我們是如此矛盾的世代,總是在內心不斷糾結與拉扯的情況下繼續往前行。

然而,我們從不絕望,所以我們聚首,所以我們讀書,所以我們一起思索著可能的行動。過去一年多來台灣青年公民論壇(TYCF)藉由閱讀民主理論與台灣民主深化的作品,試著瞭解台灣的民主現況和困境,追尋可能的出路。

2008年,我們將繼續這個集體學習和對話的旅程。本年度的系列講座,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試圖討論台灣校園文化與青年行動的變遷;第二部分期盼透過當前台灣主要社會與政治改革行動的經驗,醞釀青年投身改革更為豐沛的視野與連結;第三部分回到青年實踐本身,透過集體分享與對話,釐清困境並期盼形成可能的集體行動方向。
##ReadMore##
【活動內容】
(一) 3/26 台灣校園文化與青年行動的變遷與當代困境 范雲(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以台灣青年公共參與的退化為主軸,期待從自身經驗為出發點,說出自己的想法與疑問,共同討論當代台灣青年行動的困境,公共參與退化的原因,並試著思考自己能做些什麼。

【參考閱讀】-《再會吧!公共人》,群學。

(二) 4/25 第三社會的想像 周奕成(第三社會黨發起人)
【參考閱讀】-《第三社會的想像》,天下文化。

(三) 5/9 綠色環境與公平正義的社會實踐 潘翰聲(台灣綠黨秘書長)

【參考閱讀】
-《為了我們的孩子而寫的求生手冊》,天下文化。
-《綠色全球宣言—讓經濟回到升斗小民手上》,立緒。

(四) 5/23 千里步道的公民社會想像 周聖心(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
【參考閱讀】-《走路:給我一條千里步道》,左岸。

邀請當前台灣主要社會與政治改革工作者前來參與討論。期盼透過經驗分享,提供台灣青年更多元的社會改革想像,以及醞釀豐沛的社會實踐連結。

(五) 6/27 給青年行動者的信 張鐵志(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邀請青年前輩共同參與討論,從自身經驗為出發點,透過集體分享與對話,釐清個人的與社會的改革困境,並期盼形成可能的集體行動方向。
【參考閱讀】- 《給青年行動者的信》,聯經。



主辦單位:台灣青年公民論壇協會
活動時間:2008年3月-6月
活動地點:台北市青年交流中心YouthHub

聯絡人:

張譽馨 Venus.c1229@gmail.com
劉介修 liu.chiehhsiu@gmail.com

2007年12月18日 星期二

民主作為一個集體學習的過程:評綠色民主

文/陳泰尹

在本文開始之前,我必須先讓所有可能的讀者知道,面對這樣一位有理想且肯努力的學者,作為一個研究生,我是帶著期待中隱含著一些景仰的心情來拜讀他的作品,並試圖分享我個人的意見。

具體而言,我認為作者在本書中試圖回答三個主要的大哉問:首先,台灣的環境運動如何且為何興起?其次,歷經了二十年來的風起雲湧,台灣的環境運動所發展出來的特殊性為何?該特殊性為台灣環境運動發展所帶來的機會與限制為何?未來的出路可能在哪裡?第三,綠色、民主與社會正義的關係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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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了Hirschman及Tarrow的看法,作者區分了改革與革命間就意義及實踐難度上的差異,並提出改革的成功需要一組特殊的情境組合:分別是持續的社會動員、成熟的改革時機以及適當的政治策略。因此,一個成功的改革故事往往具有下列的腳本:在持續的社會動員之下,執政者精準的掌握重要的機會,採取適當的政治策略,以能達成改革的目標。(何明修,2006)從以上的分析視角來看台灣的環境運動,許多的環境運動之所以失敗(就運動目標而言)也確實都是未能掌握到上述精要。只可惜,在作者試圖為我們解決問題的同時,似乎反而延燒了更多的問題。

首先,就持續的社會動員這一部分而言,作者認為台灣環境運動的起源有三群主要的行動者,分別是專家學者、草根民眾以及黨外人士。

專家學者:於1970年代即開始注意環保議題,不過,由於此時專家學者往往官方色彩太濃厚,再加上遠離群眾,對早期環保運動過程的參與並不深,因此,作者認為其影響力有限,直到需要具備高度專業性的貢寮反核四議題於1986年逐漸發酵後,專家學者們的角色才開始重要,並逐漸成為媒介民眾與環保知識的主要橋樑。
黨外人士:多強調環境議題背後的政治矛盾而未強調其社會源起,因而影響力有限。
草根民眾:主要是基於第一線的受害經驗而加入環境運動,因而是整個環境運動創始的先聲及主力。

在後勁及鹿港的例子中,作者試圖告訴我們台灣環境運動的特殊在地性格與政治性格,及其對台灣後續環境運動發展所帶來的機會與限制。緊接著,利用對貢寮及美濃兩地環境運動的比較,作者試圖提出欲突破台灣既有的環境運動限制,可能的方法在於利用更紮實的社區經營以積蓄更具自主性、更豐富的社運人才及社會資源。就此面向上,我完全贊同作者的說法,不過,我認為作者仍未將其說法清楚釐清,因此,我試圖提出以下追問:首先,何謂更紮實的社區經營?在此,所謂的『紮實』是否代表著社區經營由政治面向向生活面向的轉向呢?如果是,生活面向上究竟包含哪些層次?如果不是,所謂的『紮實』究竟代表著什麼意思?除此之外,在地性格作為運動者進行社區經營的機會點,要如何避免同時封閉了跨地域支持資源建立的可能?關鍵點究竟在哪裡?最後,如果以上的說法是成立的,那政府的角色是什麼?社會與政府的關係又是什麼?

其次,就執政者對政治機會的掌握及政治策略的使用這一部分而言,作者認為民進黨政府的政治佈局及策略失當是廢核失敗的主因。對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廢核失敗作為一個現象,是眾所周知的,但他與民進黨的政策佈局及策略失當有多少關係,我們則不得而知。

且讓我們由另外一個角度回顧這個歷史性的問題:作為民主化國家中首次執政且在國會中佔相對少數的政黨,面對著浮動的民心,除了採取保守、延長戰線的手法試圖以時間逐漸換取政策推動的空間外,民進黨有其他可能的選項嗎?換個角度來問,長期作為在野政黨的民進黨,在初執政的當下對其自身政治權力施行的熟稔度有多少?人民對民進黨的信任度又有多少?倘若執政之初便在核四如此重要的議題上與過去統治數十年之久的國民黨政權擁核的主流聲浪針鋒相對,在野黨及民眾所可能接受的程度又有多高?政策可能被實施嗎?政權能夠繼續維持嗎?

民進黨高層所真正重視的究竟是政策還是政權我們無從得知,就反核的議題來說,我們也沒必要知道,唯其可以肯定的地方在於,廢核政策的落實與否與民進黨是否能夠繼續執政有絕對的相關性。只要民進黨能夠多執政一天,反核團體就有多一天的時間與機會啟發民眾的環保意識並集結之。反之,只要民進黨下台,因民進黨上台而突然敞開的政治機會也可能因此而大減。如此一來,我們依然可以輕易的預見廢核的失敗。

就此而言,民進黨執政之初對政治機會的掌握及政治策略的使用對廢核運動的失敗是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呢?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簡單,就如同環境運動的起源一般,專家與黨外人物(現多為執政黨政治人物)的出現不過就是推動整個運動發展的配角罷了,真正牽引著運動成功與否的關鍵點,依然是草根群眾。

從一九八零年代的後半葉到二十一世紀初,在歷經了十餘年的發展之後,環境運動已啟發出若干有自主性、有判斷力並具備民主與環保素養的個人及群體。這些個人及群體的出現,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是新時代的社會身體,銘刻著過去那一段追求自主性、判斷力、民主以及環保素養的集體學習記憶。只可惜,這一群人的出現終究是少數,因而無力改變當初對於核四興建與否的政策決定。不過,廢核失敗的結果雖然讓人惋惜,卻也引發了運動者一個全新的契機。

關於環境運動、民主與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作者在文本中曾經多次提及。 事實上,民主是一種集體學習的過程,環境運動則是眾多集體學習的可能教室之一,至於其終極目標,則在於實踐社會正義。簡言之,面對著當今社會資源分配的高度不均,我們所能夠做的,也就是創造出集體學習的機會,透過集體學習的過程培養草根群眾自主性與判斷力,讓他們有能力捍衛或爭取自己的權益。至於環境運動,不過就是眾多機會之一罷了。

也就是在如上的前提中,作者點出了面對當前國家能力的減弱,以及環境運動的亞政治化,社會運動的戰略也應該有所改變,由過去的運動戰走向陣地戰,透過開發多元而分歧的市民社會能量,並開發更多的戰場,以提升環境民主化的實踐可能。在這一點,我也完全贊同作者的說法,但同樣的,我依然認為作者仍未將其說法清楚釐清。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在於,作為連接環境運動、民主及社會正義三者間的橋樑,作者未能回答我們『民主的集體學習』究竟如何且為何發生?除此之外,在集體學習的過程中,人們的自主性、判斷力、民主及環保素養又是如何浮現?除非我們能夠回答這一個提問,否則,我們對該命題的解讀不過是依然停留在表面。

結語

我認為作者最成功的地方在於他點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環境運動、民主與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不論作者所給予的解釋令人滿意與否,我相信該議題勢必將引起更多的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