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領域在台灣> 第一章導讀
文/陳怡帆
作為本書的開頭,作者首先提出西方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理論與發展,用以觀察戰後(1950~至今)台灣社會發展的框架,最終要探討的是:為何台灣在市民社會逐漸興起後,公共領域卻無法誕生?
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指的是一個公共論壇(forum),在此論壇中私人(private people)會合(come together)成為一個公眾,並隨時準備迫使公共權威(public authority)在輿論(public opinion)的合法性(legitimation)基礎上運作。所謂公共論壇是一個公眾辯論的開放性空間,不僅是形式上每個人都可以參與,也要參與的人把自己意見開放、聆聽他人意見,並隨時修改或調整自己的意見,才是實質上的開放。不同於傳統社會以「公」為為首(公爾忘私),對「私人」權利的尊重與承認是現代公共領域的基本精神,私人透過媒體中介會合成公眾,其中最重要的乃是相互間在一個議題 上相互指涉、對焦、想要進入對方和對方對話的努力,如此我們就不會把自己的意見當成唯一不能改變的意見,會嘗試在對方意見中找到真理,才能相互進入對方改變自己,構成「一個」公眾。公共意見正是私人經過理性論辯、相互對話產生的會合統整,代表社會的自我反省和轉化,擁有類似規範的權威,若公共體制(民主國家)違反此輿論,將會喪失其合法性基礎。
西方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乃是現代性的產物,14、15世紀從義大利開始的對外貿易經濟逐漸取代封建時代自給自足的城鎮經濟,以軍事、稅收為目的,建立行政和財政系統的現代化國家誕生,以經濟邏輯為主的資本主義成為人類生活中心,國家必須聽從社會的運作法則,具自主性的市民社會呼之欲出。商業、貿易的發展,使人際交往從過去粗暴無禮變得禮貌文雅,文明化社會正是市民社會的特質,現代人願意以尊重的方式看待異己、並以合宜文雅的態度相互對待,這正是公共領域能否運作的關鍵。
這樣的發展與台灣有何不同?1960年代開始現代化、都市化和工業化的台灣,由於國家並非以人民的富足安適為目的,民間社會透過派系、農會、漁會被國家力量所滲透,二二八事件破壞人際間的信任關係、親密領域難以建立,市民社會無法誕生。70年代外交和內政困境迫使國家面對社會處境,各種革新與經濟建設推出,具「現代」意義的「理性」國家出現,加上各大校園掀起的學生運動、黨外政治力(辦雜誌、演講、透過傳媒集結),戰後世代浮出政治地表,咖啡廳的增加也構成公共領域開展的基礎,七0年代正是台灣政治、文化啟蒙年代,市民社會隱約浮出。然而台灣市民社會的發展不同於西方,是其在威權體制下浮現,她所面對最大問題是如何挑戰威權體制,因此台灣市民社會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格,而非以經濟為基礎。
1979美麗島事件,促使台灣民族主義誕生。族群民族主義是強調語言和血統等「原初」情感的集體認同,向內凝聚時也同化了社會原有的差異,市民社會基本的「利益政治」不見,情感認同取代理性辯論,八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的出現造成市民社會撤退,之後九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新黨)的出現使台灣成為被統獨意識型態撕裂的社會,公共政策的辯論轉化成意識型態的對抗,公共領域被架空。
本書要處理為何台灣沒有公共領域?公共領域開展的第一個條件乃是社會是否有足夠且夠格的「公民」文化(第二章),以及不同社會勢力相互折衝、溝通的異質社會 (第三章),以及是否有公共利益導向的民間團體 (第五章),以及健全的媒體運作(第五、六章),在缺乏這些面向的情況下,公共領域自然難以開展。除此作者更提出主要原因是台灣市民社會是政治性的非經濟性的(民間社團解嚴前是政黨的侍從、解嚴後被地方派系滲透,其運作邏輯政治經濟分配大於公民教育或文化學習),因而缺乏尊重、寬容、溝通等特質,族群政治對立無法開放、相互對焦溝通才是公共領域無法開展之關鍵。
如何化解當前的族群對立?作者提出族群的親密關係作為出路。哈伯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親密領域的延伸和完成,核心家庭內親人間的關係主要是愛、自由和教養,親密性即是把對方當作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傾聽、凝視和面向對方的努力,當兩人都以此相互對待時,也就是相互對焦、溝通。一個人只有真正被傾聽、凝視,當他/她過去的歷史及當前的需求和慾望被認真對待時,他/她才真正被承認,唯有如此他/她才能開始傾聽、凝視、承認別人,只有在個己的「私」被呼應人才能由「私」轉化為「公」。因此族群的和解要從情感結構鬆綁開始,彼此認真傾聽對方的故事,正視彼此的生命歷史,建立相互的親密關係才是公共溝通的基礎。
討論:
1.台灣是真的民主了嗎?台灣有政體、投票、法律、自由經濟,就是民主了嗎?
2.台灣家庭的教養方式是否有達到親密溝通呢?可以自己的經驗來分享。
3.哈伯馬斯理論中「一個」公眾指的是理性論辯後的結果,然而,真的都能夠達到「一個」大家都同意的結果嗎?是否真的能包容所有人的需求呢?以「審議式民主」的經驗為例來審視現實與理論間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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