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區營造中體驗「行走平地的艱辛」─楊弘任「社區如何動起來」書評

文/ 劉介修

台灣社會在經歷了80、90年代的狂飆年代，各種社會運動的狂飆舞台隨著社會力量的轉化之後，仍然期盼著各種新的社會想像得以在這塊土地落實的可能。這不只是一個時代的想望，當年曾在街頭上呼喊的人們，在經歷了國會改革、政黨輪替以及各種議會和制度的變革之後，開始體認到對於一個更為公平正義，更加美麗健康的社會的期盼，唯有透過社區民眾的參與和對話，那些曾經高喊的進步價值才能在社區生活中落實。

所以街頭上的人們回到社區來，這是1990年代後期之後的事了。社區總體營造的風潮、以及社區大學的蓬勃設立，提供了許多當年社會運動團體幹部回到社區，尋找社會運動力量在地方持續深化的戰鬥位置。和過去短暫性、脫離社區脈絡的街頭運動不同，回到地方社會當中的社會改革，急切地需要迥然相異的行動組織模式以及動員策略。

楊弘任老師的「社區如何動起來」這本書便是在這個脈絡下，一個討論關於社會運動如何深化的嘗試，並且以屏東縣林邊鄉的社區行動作為分析的起點。更為引人入勝的是，這不只是一部關於社會運動和社區營造的僵硬分析，楊老師透過賦予「田野的當下」以及「社會的過去」較為平衡的位置，以「田野社會史」的視角，娓娓道來一個台灣南方小鎮動起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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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如何動起來」一開始透過深度描寫，一步步引領讀者進入黑珍珠之鄉的地方派系，試圖從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和衝突，鮮明地勾勒出我們時常隨口帶過的「地方派系」，提供我們重新認識與評價地方派系的可能視野。接著作者從「蓮霧變成黑珍珠」的故事，嘗試指出在農學知識以及「品種改良」口號下「看不見的」蓮霧栽培技術創新，如何在師傅精神之下，透過其「銘刻在身體」以及「技術內在整體性」的優勢，引領著在地知識以及人群網絡的建立與鞏固。

接著，作者分析了90年代末期結社風潮下，從黨外派系、社會運動以及社區營造脈絡中逐一出現的地方社團，分別指出這三類社團在面對社區以及其行動模式的差異。從實作感濃厚、隔絕於社區之外的黨外民主運動派系；之後聯繫著社會運動浪潮的社團，以論述進行著去社區化的自我建構；最後在社區營造浪潮下的地方文史工作室則標示著地方社團的再社區化，開啟了論述和實作更為頻繁的對話。作者最後從黑珍珠之鄉的經驗，指出以身體實作引領的社區行動，除了取得傳統村落行動認知下的正當性，通過了社區當中對於公共性動機的考驗，也提供了論述和社區傳統村落之間相互轉譯的媒介。透過以實作為轉譯的介面，提供了各種不同文化習性的人群網絡、不同的組織模式、組織目標和風格的團體，在資源和功勞的分享過程中，醞釀出社區長期的互信以及動員能量。換言之，作者試圖指出透過「實作優先」的社區行動，提供社會改革論述和地方社會得以開展「文化轉譯」的媒介，這正是「社區動起來」的關鍵機制。

作者從林邊小鎮的經驗，提出以身體實作引領的文化轉譯，作為社區動起來的可能能量，的確提供了任何企圖帶著一堆社會改革論述回到社區的現代知識份子一種重新看待社區營造運動的視野，並且這個概念也引領我們反思自身改革論述和社區互動的方式。在作者從科學與社會研究分析專家與常民互動過程中獲得啟發，而提出「文化轉譯」這個概念時，雖然不斷地強調行動團體與社區民眾的「雙向」轉譯，不過在這個雙向文化轉譯的呼籲下，似乎仍隱涉著幾個假設，並且這些假設提供我們理解「文化轉譯」這個概念時的一些疑問。

首先，是否社會改革的論述必須先存在，如此文化轉譯才有可能？這意味著是否任何社區行動一定要有現代知識份子的「回鄉」，才能提供社區動起來的可能？更甚者，這個條件是否為優先、並且必要的？這個部分的釐清在現階段社會運動浪潮消減，不見得所有回鄉的知識份子都受過中央型、街頭社會運動洗禮的背景下，似乎有其重要性。

其次，延續著以上的發問，我們可以進一步問，社區可不可能夠過身體實作優先的社區行動，引領出進步的社會改革論述？或者，社會改革論述應該作為一種優先而完美的存在，身體實作的文化轉譯只不過是一種讓社區動起來的手段？透過社區的身體實作如果有醞釀社會改革論述的可能，除了規範性的呼籲之外，作者似乎沒有提供太多的線索。

除了關於文化轉譯概念下的幾個隱涉的假設的疑問之外，作者將社區營造放到新社會運動的架構中，進一步指出社區營造乃是一種潛在對手的社區認同，而地方派系即為這個社會運動的潛在對手。然而，在我們實際的社區營造例子中，當社區營造成為國家政策之際，我們看到社區營造除了成為地方派系換了名目的動員模式，也成為地方政府舉辦的企劃比賽。而隱含在這些企劃比賽背後的國家與市民社會關係，是否才是引領我們思考社區營造潛在對手更好的線索？換言之，如果地方派系只不過是更大的體系之下的衍申物，把地方派系作為社區營造的潛在對手，是否只把事情說了一半？

最後，我們試圖回到民主深化這個面向來討論。台灣隨著國會改選、總統直選等民主制度的確立之後，卻同時帶來了媒體和政黨的亂象，這引領了越來越多的人們思索著可能的出路，期盼提供台灣民主深化進一步的能量。這些努力主要可以分為三個軸線。首先「審議民主」的概念期盼透過民眾更為知情、理性的公共討論，建立更為健全的公共領域，這是一個以「言說」為核心的民主深化論述。此外，也有學者延續這個「言說」的核心，認為公共領域的形成，不只要說一些硬梆梆的理性論述，更應該透過親密關係的重建，在社群中的信任和平等，才能提供公共領域健全的資源。「社區如何動起來」則提供了我們另一個面向的思考，透過身體實作優先的文化轉譯，是社區動起來的關鍵機制，也才能提供民主運動論述在社區生活中深化的可能。

這些關於台灣民主深化的論述，也許提示著任何對於台灣社會仍懷有期待的人們，不需要在去緬懷80、90年代整個台灣向上爬升的時代氛圍。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以及民主學習的進程，我們似乎需要更為細緻的公共參與的能力。因此，我們也許不再需要緬懷過去的狂飆年代，當我們不再依賴興奮劑，來維持短暫的演出，我們需要開始踏實地體驗「行走平地的艱辛」。

這個時刻，我們需要更細緻的建構台灣民主學習的能力和氛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考驗。偶而離開我們熟悉的街頭和網路串聯，重新回到社區生活當中，和社區民眾一起從更為細緻的對話、身體實作中開展社區行動，醞釀更具有在地特色和意義的社會改革能量，也許是我們這個世代要走的路。也許是平地，但不一定比爬高山來得輕鬆。